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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楞子与外祖父

逻辑性历史文学 2019-01-15 17:32:47

李楞子与外祖父

胡鹏池

 

        作者按:这里讲的是一个贫农鳏汉与一个地主老头的故事,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这个地主老头即使在他有钱的时候,也没有帮过这个贫农鳏汉的什么忙。然而这个贫农鳏汉却不止一次地救过这个地主老头。

 

李楞子的话核儿

李金安,四十出头的人,因为口吃,大家都叫他李楞子。

李楞子中年丧妻,家中只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女儿。老娘七十多,在三年大饥荒前,老人家的身子骨还算是硬朗的,耳不聋,眼不花,手脚利利索索,把这个穷家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。女儿水琴,大约只比我大三、四岁,长得跟李楞子一个模子,马脸,长胳膊长腿,说话,走路全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模样,胸脯也是平平的,一副老雄鸭子般沙哑的嗓音。听大人们背后说起,这水琴是个“石女”。“石女”的概念是我小时候无从得知的,那时候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虽然是女人,但又不是女人的意思。水琴大概只上了小学三年级,成天跟着李楞子走乡串户爆玉米花。

李楞子虽是马脸,却五官端正、眉清目秀、皮肤很白皙。老娘活着时,他的衣衫一向都是整整洁洁的。他是西街头为数不多的识字人,脑子里装着很多章回小说和陈年戏文。但他口吃得很厉害,他是不能讲故事的。但唱戏时却一点也不口吃了,因此他常唱戏。常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拍着大腿,闭着眼睛,摇头晃脑地哼着:“一马离了西凉界,不由人,一阵阵泪洒胸怀------”

我觉得他唱的戏文很有韵味儿,很伤感的。他还唱:“未开言,不由人牙根咬恨,骂一声毛延寿你这卖国的奸臣------”听那词儿,应是情绪激烈的,李楞子却唱得平静如水。他有时又将这“骂毛延寿”的唱词改成了“骂蒋介石”:“未开言,不由人牙根咬恨,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,你也是中国人,怎好像是外国生,却拿着美国的武器来杀我中国人------”我小时候跟他学过这一段,现在还记得这几句。

人常说“矮子鬼大,楞子话多”,李楞子不是这样的,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,但偶尔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言半语,总是不阴不阳,有骨头有肉的,叫人吧咂半天,才好不容易捉摸出“话核儿”来。真让人联想到潘长江的经典语言:“浓缩的都是精品”。

上级号召合作化,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他说:地到是化在一起了,可人心咋能化到一起呢?人心化不到一起,地化一起,白搭!不如不化。要化,也是穷化.

公社化时时兴一句标语“人民公社是金桥,共产主义是天堂”,李楞子说:不就是换了一个木头疙瘩(图章)吗,怎么就能上了天堂?

西街头的村长,后来又当了生产队长的常新万召集各家各户开会,限制每家最多只能养两只家禽,养了鸡不能养鸭,养了鸭不能养鸡,不许去自由市场卖鸡蛋鸭蛋;可以养一头猪或一头羊,也只能挑一种养养;不许在自留地以外开十边地,自留地也不许种经济作物,不许种西瓜与香瓜,种点土豆、蕃瓜这类代粮作物还是可以的,种点蔬菜与粮食也还行;不许吃青蚕豆,不许吃嫩玉米,不许吃青麦冷蒸;更不许外出去桐州、上海跑码头------

当然这些政策也不是一次性齐活,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、不断细化的。

所有这些政策当然也不是新万制定的,但都是新万传达的,新万既不贪污也不夸大,传达后也都是由新万监督执行的。

新万说这叫做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这在五十年代末还是新名词,大家都是乡下老农民,听了一般都是“唉”的一声叹口气,最多也就说一声“政策又紧了,叫人怎么活?”

新万并不十分计较,执行起来也不是很严格。

但有一回散会时,李楞子捧着水烟台跟在新万的后面走出门,笑着说:

“队---队---队长,队长,可了不得啦!你屁股,屁股上长了一条狗------狗尾巴!”

新万说:“楞子,严肃点,又拿我开心是不是?”

惠琴姑娘是一个一向好与新万作对的老姑娘,她一手拿着一根老长的针,一手拿着正纳着的鞋底笑着说:“队长,别听他的,你的屁股上没有长尾巴?”

曹大金与常新万一样都是三代贫农,但新万当了干部,大金只当了个贫协代表。新万把持着党支部,大金连党也入不了。他一向就不尿新万,不放过任何讽刺挖苦的机会,大金说:“惠琴,这话也用不着你来说,常队长是个人又不是狗,他怎能长出狗尾巴!”

新万没反应得过来,李楞子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队---队长,我要向你请教,请教你一个问---问题?”

新万说:“楞子,你说”。

李楞子说:“狗---狗长狗尾巴,猫---猫长猫尾巴,人不长尾巴,人要是长呢,也是人---人的尾巴。为什么?种头不对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种头-----种头不对,社-----社会主义怎么会长资本主义尾巴呢?这个道理我们不-----不懂,劳烦队长你给我们讲讲------讲讲明白。”

新万这才听明白了,气得朝他直翻白眼:“好你个李楞子!你敢对抗上级号召?我要向上级汇报。抓你个现行”。

孙大爷出来打圆场:“新万,他也就怎么一问,你呢,就这么一听,犯不着生气,你是党的人,社员政策上的事不明白,问问你也是应当应分,你怎么就要抓现行呢?

新万气鼓鼓地回头瞪着李楞子,眼珠子都要爆出来,蹦出一句话来:“过后再和你算账。”

李楞子笑嘻嘻:“别,别,别------我好怕唷!”

 

外祖父与李楞子的春联

农业合作化前广大农村的春联都是千百年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,比如:

生意兴隆通四海

财源茂盛达三江

 

笑见绿竹又生枝

喜看红梅多结籽

合作化后,乡村越来越革命化了,这些传统的春联没有了,每逢过年,家家户户贴的春联一般都是“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”,“喝水不忘掘井人,翻身不忘毛主席”,横眉离不了“社会主义好”、“人民公社好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等。

外祖父算是乡间一个“宿儒”了,写出来的春联与众不同。厨房门前是:

天水菊花茶

青菜苋子饭

带有恬静的田园风味和悠然自足的平和心态。虽然也有一点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趣,但总不能说反动吧,称赞的人就很多。

又如东大门则是:

润泽东亚毛主席

布德中华朱将军

这副春联越发好了,对仗工整,又很巧妙地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嵌于其中,歌颂了共产党的大领袖,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归化。外祖父那一笔魏碑体更是苍劲有力,受到乡亲们的一致叫好。那时“阶级斗争”的弦也不是绷得很紧的,乡里的书记,乡长们也不避嫌疑地特地请外祖父写了同样的对子贴在自家的门上。县上来的干部到书记、乡长家吃喝,也都对这副春联赞不绝口,于是又传到了县上,只是没有人知道这原出自一个“准地主老头”之手。

外祖父写这些对子的时候,我常在他身旁磨墨,我也觉得非常好,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外祖父在外面抄来的,还是他的原创?

但是,真正在乡间出风头的春联,还得首推李楞子。

有一年,他写的春联是:

自有天做主

何必人操心

横批是“太公在此,百无禁忌”。

又有一年,他写的对联那就更出格了。

上联:人人都吃五谷杂粮;

下联:个个都要拉屎放屁。

横批却是: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。

歪歪扭扭一笔臭字,引来许多人围观。

几个有点墨水的乡邻们捧着水烟台,聚在他家的大门前,那一通研究、评论,那一通笑啊,甭提有多开心。

杂货点的张茂先生也是乡间一儒,他摘下老花镜远远地看道:“字不好,意思好,人生大道理!”他捋着下巴上的胡须不住地说:“人生大道理啊!”

按当时的政治环境,这几副对联都含有对现实的不满情绪,可是村干部来看过了,乡干部们也来看过了,都默默地来,也默默地走了,谁也没放个屁。

李楞子当街捧着水烟台,吹着梅纸捻儿,目送着乡村干部们的来来往往的背影唱道: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,耳听得城外乱纷纷,旌旗招展空翻转,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------”

这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,它让我懂得吃饭穿衣、打嗝放屁、拉屎拉尿这类事情是人人概莫能外的。

大家都是从小时候走过来的,谁在小时候对于人生都不免有一些幼稚的想法,比如笔者当年唱着“小鸟在前面带路”时,心里则对“敬爱的领袖”有着许多不敬的猜度:他总该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吧,至少“拉屎放屁”这类的脏事他是没有的吧?谁知道李楞子说他也是有的。

李楞子的春联有一种启蒙的意义:“领袖也是人”!

 

李金安两救外祖父

春联风格炯异的外祖父与李金安是一对好朋友。

在这长长的一条街上,外祖父只有李金安一个朋友了;而李金安呢?也似乎只有外祖父一个朋友。

一个地主老头,一个贫农鳏汉,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,至少我没有发现一丁点儿,我感觉他们是有始有终的好朋友。

外祖父的年龄比金安大有十多岁,金安总是尊称他为大先生;外祖父则称他金安,从来也不叫李楞子的。

他们的友谊要上溯到四十年代初,日本鬼子上岸的时期。

大概是1943年的秋天,外祖父家刚卖棉花得了400块大洋,这就是全家十口人一年的生活费用。外祖母留下了30块大洋作近期的日常开消,将370块大洋交给外祖父说:鬼子来了,家里不安全,你将钱带到兴天钱庄上存着。

兴天是外祖父的二姐夫家所在的一个集镇,还没有驻扎鬼子兵。二姐夫是个资本家,在那里开有一家钱庄,外祖父就在他家当账房先生。

那个午后,外祖父将370块大洋用一个小包袱捆在腰间,外面穿上一件长袍子,刚走到那通往河北的桥上,就被迎面过来的几个鬼子兵拦住了。鬼子兵见外祖父的肚子鼓鼓的,双手紧张地捂着,就端起刺刀往外祖父的长袍上轻轻一划,那370块大洋就当啷当啷的全掉在桥面上了,鬼子兵们纷纷弯腰拾起,全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了。外祖父发了急,和鬼子兵理论,鬼子兵端着刺刀就要捅。正在千钧一发,金安赶上了桥头,对着鬼子兵“太君太君”的作揖。还主动捡起桥面上的大洋塞在鬼子兵的手里:“你的,大大,大大的发财!”鬼子兵这才呜里呜噜地说“你的明白”,放了外祖父。

金安将惊魂未定的外祖父送回家里,对外祖父说:“大---大先生你要钱不要---命了。”

外祖母对金安千恩万谢地说:“亏你了,要不今儿,他这条老命就没了。”那年月,外祖父与外祖母的感情还是很好的,她对惊魂未定的外祖父说:“算了,算了!破财消灾!破财消灾!”

土改那年,工作组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。一开始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是同时被押上台的。

金安对工作组说:“你们只能斗周李氏,不能斗周先生。”

工作组问他为什么?金安说:“周---先生是什么成份?他是一个职---职工呀!职工也是工人阶级。他没有在家种过田,没有收过租,他一直在外面给资本家打工,他既不是资本家,也不是地主,你---你们怎么能斗他呢?”

工作组笑着说:“看不出啊,你个楞子倒有点政策水平。”真的就这样将外祖父放了。后来,工作组就将外祖父的成份定为了职工。

事后,金安对外祖父说:“大先生,你要自己记好了,你---你是给资本家打工的,你的成份也是工---工人,工人是什么?共产党说工人是领导,你不要自己先气馁了。地主成份只能是老婶子一个人,家里已经有一个人顶了这个屎盆子了,别人就躲---躲得远一点。”

外祖父说:“这样不好吧?让你嫂子一个人顶着,我心上过不去啊!”

金安说:“过不去,也没办法?少一个人遭罪总比多---多一个人好吧?”

外祖母原本也是很侠气的女人:“金安说得对,就是这个理。屎盆子就让我一个人顶了。我一个女人家,他们总不能将我往死里打。”

此后,乡里召集的四类分子听训会,扫大街等活动,就没有了外祖父什么事,都由外祖母一人顶了。

解放初期的地富分子好赖还算是个人,评了就评了,土地分掉了,但还留了五、六亩;房子分出去了,但还留了小五间。除了土改时被斗了一回,接下来的七、八年间也没人管你,外祖母平素为人好,除了村长常新万常常来找点小麻烦外,乡亲们全都没有难为过外祖母。

 

外祖父消逝在瑟瑟芦花的深处

土改后的地富被分了房子分了地,但毕竟还留有房子留有地,尽管政治上已经沦为贱民,但生活上却还算是人活的样子。

到了1958年二次土改(也称:“民主补课”)后,外祖母一家被扫地出门,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,过着越来越不是人的日子了。作为“帽子”在册者的外祖母三天两头集中去开四类分子听训会,三天两头起早扫大街,带着鲜红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虽说也都是邻里家的孩子,但已经开始向她扔小石子儿,吐着吐沫星子骂道“地主佬儿”了。

长期的折磨,使得外祖母早就失去了当初的大度量,她一天比一天感到窘曲,又没有地方撒气,就越来越频繁地对外祖父发脾气:“嫁到你家周家来,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,临末了,大苦大难的事全让我一个人顶了。你一个男人都没事儿人似的。”这是外祖母常年挂在嘴边的怨恨。儿女们嘴上不好说什么,心里却对母亲多了一分同情。毕竟上台挨批斗的是老娘,被村长打嘴巴子的也是老娘啊。

外祖父在家庭越发没有地位了,再加上他的一生确实也对家庭做了三件大错事:

1943年时被日本人从他手中抢走了370块大洋;

1948年年底,他将外祖母的嫁妆全部变卖了去资助了濒临破产的二姐夫;

1950年时地主分子的帽子让外祖母戴了,他自己却被评上了职工。

外祖父心里当然痛苦,对不起家庭,对不起老妻,可他有什么办法弥补呢?他巴不到抢过这顶“地主帽子”扣在自己头上,可他没有操作的办法。他一向就是沉默寡言的人,现在更是几天、十几天也不说一句话了。

只有金安常常拉外祖父下两盘棋,聊一会“三国”,外祖父也就开朗一些。

转眼到了吃食堂,金安是食堂的炊事员,金安对外祖父就又有了另一份的照顾。食堂办到后期,那稀粥也就是飘着几粒米花儿的清汤水,薄得映得出人影儿,金安总是给外祖父捞上点稠的。

那时,被扫地出门的外祖母和小姨被安排住在方家的西屋,屁帘儿大的地方,搁不下外祖父的床,他一人孤零零的住在前后穿风的大门堂里。大门堂离方家也不过30米,没办食堂的时候,他一日三餐回到家里吃,吃完,将碗舔干净了,将掉在桌上的米粒和菜屑全拾在嘴里吃了,就离家了。

多年失和的外祖母不要求他做任何事,也不和他说话,虽然是老夫老妻,虽然生育过七个孩子,也曾有过琴瑟和谐的日子,但到老了,阶级斗争最终让他们形同佰路人。

在吃食堂的日子里,外祖父一日三餐在食堂,十天半月也不走进家门一次。只有小姨常去给他洗洗衣服被褥,却没有吃的东西捎给他,除了食堂外,他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补充的热量。

他偶尔也到我家来。都在同一条街上,相距百余米。外祖父从来不从大街上走,总是走街背后的河边小路,总是穿一袭破旧的灰色长衫,双手袖着,瑟瑟地走来,胆颤颤地敲我家的后门。母亲见他来了,赶紧给他倒上一杯热乎乎的白开水,然后再去街面上用二两粮票六分钱买两块“缸爿”(一种大饼似的早点),再端过一小碟咸萝卜干,有时还会再给他倒上一小盅烧酒,外祖父就在后屋赶紧吃了,又赶紧从后河边走了。

那时我已是中学生,寒暑假、星期天,总是我开门迎他进来,又总是我送他走。我走出后门与外祖父道别,说一声:“爹爹,走好了!”他无言地摆摆手,依然双手袖着,沿着来的路瑟瑟地离了去,那一袭破旧的长衫,被冷风吹卷起一角,河边的芦花瑟瑟地起伏着,望着外祖父倨偻的背影消失在漫漫芦花深处,我心无限凄惶。

为什么外祖父到我家从来不在大街走?为什么相距不过百余米,他也难得来?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想必还是能理解的。

那时,我的父亲是镇上的工商联主任,虽说不是共产党员,可也算共产党信用的进步人士了。翁婿间的关系极好,父亲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:你们的外祖父是一个真正大写的“人”。但外祖父怕影响他,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没带帽子的地主佬到女婿家来,给人撞见了,人家就会说女婿与地主老丈人划不清界限啦什么的。

母亲也是粗心的,她居然一直没有意识到她的父亲有可能会饿死。即使当她意识到时,她也没有果断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。

母亲也是自私的,她本身就背着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,最怕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她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。

她怕的不是影响自己,而是怕影响到丈夫和孩子。她的大儿子再过两年就要考大学了,她的丈夫也必须要在“进步人士”的队伍里混下去。如果万一混不下去,这个家就会顷刻间完蛋。所以,她将与父母亲的来往减少到最少的程度,少量的必要的来往也都在深夜里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。

再说了,大饥荒时家中的食品太少了,丈夫吃不饱,四个子女也全都吃不饱,自己更是吃不饱,也就忽略了对她父亲的照顾。等到外祖父饿死了,一切都晚了,只留下一辈子的后悔。

1960年开春,外祖父就得了浮肿病,一个月后就死了,也不过六十刚出头。他是西街头第一个饿死的人。

母亲,更包括母亲的弟妹们,至今都不敢谈论他们的父亲的非正常性死亡。

外祖母和小姨虽说以食堂为主,却也有点小锅小灶,偶尔从野地里挖来一堆荠菜、马齿苋,偶尔从河边摸上来的几十粒田螺、河蚌,我的母亲也偶尔塞给他们一块豆饼或是几根胡萝卜,他们的生命终于维持了下来。

生命这玩意儿总是既脆弱又顽强的,外祖母度过了60年那道坎儿后又活了30年,直至90岁才无疾而终。

外祖父死后又两个月,金安的母亲也得了浮肿病死了。老太太一去,金安的家差不多也就散了。那个水琴撑船,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失脚掉在运河里,尸首或许漂到东洋大海,最终没有找到。

金安是一个看报纸,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。文革初期,不断传来一会儿这个人倒了,一会那个人倒了。金安说:“母鸡打鸣、公鸡生蛋,连狗子也生蛋了,这世道没个好了。”金安还说:“古往今来多少事,都离不开奸臣害忠臣,坏人欺好人这一套,原以为新社会有出息,谁知到头来仍是老一套。”

金安死于文革正热闹之时,他没有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,但是他说林彪“马屁拍过头了,不会有好下场的”。

金安一死,金安他们家“绝户”了。

人的记忆是有莫名的选择性,往往大事记不住,有的事情却永远镌刻在脑海里。我对外祖父最深刻的记忆就定格在这个后河边芦花瑟瑟的画面上,那么冷的秋景,那么大的秋风,那么凄惶的秋意!

 

该文发表于2013-4-22《经济观察报》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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