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瓜子价格联盟

焦裕禄式的好干部----王寒影(曾任彭泽县长、县委书记)

彭泽零距离 2018-11-17 13:40:20

 王寒影,1927~1999年,黑龙江省桦川县新城镇人。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,曾任桦川县新城区政府文书、民政助理、副区长。1949年2月参加南下工作干部大队。1949年7月至1952年4月,任江西省修水县委组织部干事、修水县大桥区委书记。1954年6月至1955年2月,任彭泽县人民政府县长,同年9月至1969年8月,任彭泽县委书记。在彭泽工作期间,王寒影与县委、县政府其他同志带领全县人民团结奋斗,克服困难,发展生产,繁荣经济,为彭泽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,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。

     1954年6月,年仅27岁的王寒影出任彭泽县人民政府县长。到任之时,正值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,彭泽全县27座大小圩堤全部崩决,民房倒塌1万多间,受灾面积达11万多亩,县城内可以撑船驾排……。王寒影生长北国,从未见过如此大的水势,也不懂治水。但他知道,越是在危难时刻,越要发挥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作用。自己不懂治水,但长年生活在水乡泽国的彭泽老百姓懂,水利部门的同志们懂,只要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,充分发动人民群众,就一定能力挽狂澜,将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。王寒影简单履行完组织手续,就立即会同县委召集有关部门领导、受灾乡镇领导、水利专家和群众代表会议,了解灾情,研究抗洪救灾办法。会议决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,发动全县力量修复圩堤,生产自救,重建家园。会后,县委、县政府调集无灾或轻灾的杨梓乡、乐观乡、浩山乡、郭桥乡等地民工携带工具赶赴重灾区,同时报请九江专署从附近的湖口县、都昌县调来民工。彭泽县江北区是长江江心的一个冲积沙洲,受灾最为严重。在江北区最危险的上游堤口,民工们轮番作业,人歇工不停,夜以继日地复堤堵口。当地老农李大爷注意到,工地上有一位操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从不下堤,连续三天三夜战斗在工地上,除了大声指挥外,挑泥沙、装沙袋、填壑口一样不落,浑身泥水与民工没有两样。李大爷摸出家里珍藏的冰糖,泡了一大碗糖水,端到年轻人面前。恰在此时,江北区政府秘书方石云跑来叫年轻人:“王县长,县里面来人找你。”四周的人全都愣住了。王寒影笑着说:“谢谢大爷!还是把糖水给支援我们的民工兄弟喝吧。”看着王寒影匆匆离去的背影,经历过清朝、民国的李大爷好一会儿缓不过神来:“这是…县长?”

     完成复堤堵口任务后,大量民工需要返乡。王寒影获知江上将起大风,命令不得发船过江。然而,困在江北区的20多位杨梓民工归乡心切,他们瞒过组织,私下里搭乘一条运柴民船渡江,不幸中流倾覆,全部罹难。一时间,悲哀、沉痛、惊恐的阴霾笼罩着彭泽大地。王寒影震惊之余,紧急安排其他县领导组织打捞遇难者遗体,自己则步行80里山路,连夜赶到杨梓乡,走进一家家遇难者家庭,与他们同悲伤共抚慰,耐心细致地做安抚和善后工作。经过三天三夜艰苦细致的工作,王寒影的坦诚、担当、亲情终于感动了农民,他们拉着王寒影的手说:“解放前,发洪水的次数也不少了,哪一次不死人呢?可又有哪个国民党的官老爷会来理会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呢?如今新社会了,这也是天灾人祸,县长的心却和我们一样难过,陪着我们,安慰我们,我们还怎么能不理解县长的难处呢?”王寒影顿时泪如泉涌。回到县城,王寒影已是面色憔悴,疲惫不堪。面对前来调查翻船事故的省监委同志,王寒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,作出深刻检讨,诚恳地请求组织处分,他希望以自己的处分,来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。

     洪灾过后,面对饥饿、寒冷、疾病困扰苍生的局面,王寒影开始思考发展彭泽经济的方针。他深深地知道,既要积极进取,又不能决策失误,因为任何失误都会造成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浪费,而任何浪费都是对人民的犯罪。为确保决策科学,王寒影决定到基层中去,到群众中去,开展广泛的、深入的、细致的调查研究。县委有一辆吉普车,王寒影为了避免与农民产生隔阂,为了真实地看到农村深层的东西,硬是用双脚丈量了全县所有的村村落落、山山洼洼,走访咨询了吴宣文、江善讲等一大批技术能手、村支部书记,多次听取农业局、林业局等部门意见,查阅了大量史料、地方志书。通过调查研究,他发现彭泽县土地肥沃,土层深厚,雨量充沛,日照充足,非常适合种植棉花。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在王寒影的脑海----依靠科学技术,扩大棉花种植,调整产业结构,闯出一条振兴经济的新路,让彭泽人民过上好日子。为慎重起见,王寒影多次组织常委会、三级干部会、乡村群众大会,充分发扬民主,广泛听取包括反对意见在内的各方面意见,终于统一了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,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善棉花种植,进行棉田基本建设,开挖排水沟渠,深翻改土,平整土地的农业大开发在全县铺展开来。从此,彭泽踏上了走向“棉花大县”的征途。1955年,县委、县政府将县棉花实验场改为棉花试验站,聘请十几位农技人员开展棉花新品种的选育、栽培管理技术和病虫防治的试验研究,同时派出技术人员到上海郊区跟班学习植棉技术。县农业局农艺师余乃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,撰写了一份材料,对棉花生产提出温汤浸种的建议。材料转到王寒影手里,他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,请余乃光到办公室细心请教。听完余乃光的讲解,王寒影认为该技术值得推广,遂在全县举办培训班,请余乃光讲课。王寒影亲自到堂听课,与学员一起讨论、做实验。温汤浸种技术的推广,为彭泽县棉花增产提供了新动力。1957年,彭泽县棉花长势喜人,丰收在望,却突然出现不知名的虫害,形势十分严竣。王寒影马上请省农业厅派来棉花专家施珍教授、著名昆虫专家章士美教授到地头指导。没有农药,就人工灭虫。全县男女老少一起动手,白天捉幼虫摘卵块,晚上扎柳树把蘸糖浆诱蛾。经过7天全范围的捕杀,硬是从虫口夺回了棉花大丰收,坚定了全县人民发展棉花种植的信心。1962年,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欣闻彭泽县棉花生产搞得好,亲自到彭泽县江北区实地考察。邵式平见洲地四面环水,宛如一条大船航行于长江之上,又满载盛产的棉花,亲笔题名“棉船人民公社”,从此江北更名为“棉船”。1963年,彭泽县植棉面积达13万亩,总产皮棉143000担,比解放前增长23倍,平均亩产皮棉55公斤,名列全国第三。其中江善讲的棉花试验地单产创南方棉区最高纪录。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,彭泽县的棉花栽培技术日臻成熟,先后培育出“彭泽一号”、“彭泽三号”、“彭泽四号”等棉花良种,研究推广了棉花叶跳虫、金刚钻等主要病虫的防治措施和棉粮(油、肥)两熟栽培双高产技术。种植棉花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,彭泽县出现了“要发家,种棉花”的民谣。至20世纪90年代,彭泽县已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,“彭泽”字号的棉种享誉中外,推广到全国,被巴西、古巴、南斯拉夫、罗马尼亚等10余国引种,均获好评;彭泽县培养的植棉能手遍布全国各产棉区,涌现出江善讲等一大批全国、全省劳动模范。1995年3月20日下午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全国产棉第一村彭泽县棉船镇金星村,与基层干部及棉农座谈植棉经验,研究发展农业的潜力。获知金星村3500人口,年产皮棉连续5年超万担,单产突破150公斤,为全国第一村,江泽民高兴地说:“希望你们发挥优势,再接再厉,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”

     1958年,彭泽县遭遇严重旱灾,农业生产受到重创。这让王寒影进一步认识到,彭泽虽然濒江,但实际沿江土地并不多,更多的土地是山区和丘陵,就整体而言,彭泽县的旱灾威胁重于洪灾。全县仅有小(二)型水库3座,加上大小塘堰,合计有效灌溉面积仅4.96万亩,不足全县耕地面积的16%。蓄水设施、提灌设施、引水设施、防洪设施更是微不足道。遇久雨则山洪暴发,溪漫川溢;遇久晴则禾枯地裂,颗粒无收。要确保彭泽县农业安全持续发展,就必须大修水利。听说都昌县有个公社水利条件较好,王寒影拉上农工部部长汪国安,两人骑着自行车,蹬行100多公里,满身灰尘地出现在都昌县委。都昌县委书记王仲发感动不已,二话不说,也骑上一辆自行车,陪他们下到公社实地考察水利建设。回到县里,王寒影召集相关部门领导、公社书记会议,研究水利建设问题。当与会者将资金方面的困难、技术方面的困难、物资方面的困难、劳力方面的困难一一摆上桌面时,一股畏难情绪立刻弥漫在会场。见状,王寒影动情地说:“党派我王寒影来,也就是要为彭泽人民谋福利,做贡献。彭泽的水、旱、虫,是三大天敌,如不彻底根治,就会贻害无穷。我王寒影要是坐视不管,就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,不配做彭泽人民的公仆!”在王寒影的坚持和动员下,大抓农田水利建设的决策,终于得到县、乡、村三级干部的响应。新华高级社大批田地饱受干旱烘烤,王寒影实地巡察后,指示高级社书记高淮生只有兴修水利,才能战胜干旱。第二天,高淮生正组织社员筹划开挖水塘,却看见一支400来人的队伍,举着红旗,扛锄挑筐,热火朝天地走来。原来是王寒影带领机关干部队伍,自带干粮来支援了。这立即激起了全体社员的干劲,大家一起动手,仅用3天时间,一口1亩多面积、2米深的水塘便挖成功了。几天后,一场大雨将新挖水塘灌满,20多亩棉地实现了人工灌溉。新华高级社依靠集体力量挖水塘的事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,一场大修水利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。王寒影亲自召集水利技术人员,协调物资部门组织钢筋、水泥等紧俏货源,去上级部门争取水利资金,动员数万民工,编成3个水利师,开展水利大会战。聂家山水库、三一水库、浪溪水库及围垦太泊湖相继建成。至1969年王寒影离任时,全县有小(一)型水库13座,小(二)型水库47座,安装了第一批水力发电机组,加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堰,全县有效灌溉农田面积达15.61万亩,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0%,为彭泽县农业持续稳定地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。特别是围垦太泊湖,灭螺8500亩,新增肥沃耕地数万亩,使昔日号称“钉螺窝”的太泊湖一变而成米粮仓,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50多万公斤。《江西日报》发表长篇报道《一曲送瘟神的凯歌》,热情讴歌了彭泽人民综合治理太泊湖的动人事迹。

     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,王寒影也不放松文化和教育事业。1956年,王寒影观看了安徽省安庆地区一个民间黄梅剧团在彭泽的演出,感觉虽是个草台班子,艺术水准却不低。几天后,王寒影带着一板车西瓜来到剧团,面对艺人们惊诧的神情,问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组建国营彭泽县黄梅剧团,艺人们喜出望外,异口同声答应。很快,以安徽民间艺人为骨干的彭泽县新兴剧团成立了,1958年整编为彭泽县黄梅剧团。同年,剧团在省内外演出267场,观众达20万人次,收入1万多元。1959年,该剧团演出的现代戏《拾棉花》被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出。1960年,在王寒影的关怀下,县剧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,克服极端经济困难,送到安徽省宿松县黄梅剧团学习。这批学员学成归来,很好地担起了薪火传承的重任。1962~1963年,王寒影多次与安徽省黄梅剧团联系,争取到派出6名学员跟班深造。在彭泽县委的诚挚请求下,安徽省黄梅剧团派出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、王少舫,编导乔志良、王冠亚等到彭泽现场教学。王寒影还指导剧团编排彭泽县首次创作的大型古装戏《小姑与彭郎》,连演数天,场场爆满。1964年,县剧团准备参加九江地区专业剧团汇演的节目,王寒影指示要按照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,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。他委派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孟繁起陪同剧作者欧阳德到棉船公社江心大队体验生活,创作出大型现代戏《洲头春秋》,在汇演中获得圆满成功。在此期间,王寒影用省政府下拨给县委建宿舍的经费建设彭泽县影剧院,该影剧院具有超前意识和文化品味,实用价值很高,在九江地区名列各县前茅,是彭泽县城的标志建筑;他到省文化厅申请资金,在县城中心地段建造一座700多平方米的新文化馆;他审核县图书馆采购目录,要求选择一些大众化、科学性和知识性强的图书供应读者;他多次指导县里的大型文艺活动,其中1966年的《东方红》歌舞晚会被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;他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彭泽中学参加教学研讨会,探寻改进教学方法。

     1960年,彭泽县粮食总产量4000万斤。当时正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全国出现大范围饥荒,粮食紧张到了极点。县委常委会在讨论上报粮食产量时,陷入两难境地。如果“放卫星”,虚报产量,势必导致国家加大粮食统购量,彭泽老百姓就要饿肚子;如果不“放卫星”,据实上报,就会被上级认为县委班子能力不行,轻则批评、处分,重则撤职,尤其是县委书记王寒影,更是难辞其咎。会上,有人主张少量上浮,报6000万斤。王寒影当即反对,斩钉截铁地表示:“浮夸、虚假只会危害老百姓的利益。个人受处分,是个人的工作没有做好;县里受批评,是县委班子的工作没有做好。只要群众能吃得饱,撤职、处分,我顶着!”县委、县政府如实上报粮食产量,同时采取多种办法和紧急措施稳定形势。马当公社在完成国家统一计划的种植面积后,开垦圩堤外滩涂种植棉花和粮食,使公社在完成国家统购粮后,口粮、种子粮、饲料粮要比其他公社多得多。马当公社的做法是为农民办好事还是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,这一原则问题引起了县委常委会的激烈争论。王寒影理直气壮地表示,这没有损害国家利益,反而增加了群众利益,不但应该支持,还应该鼓励全县人民发扬这种生产积极性。于是,彭泽县的滩涂、山沟、荒坡、田头边角地等,处处开垦,人均口粮由400斤/年提高至520斤/年,生猪养殖也得到大发展。在整个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彭泽县不但没有饿死一人,没有出现一起外出乞讨现象,而且上缴了大量统购粮,接济了很多安徽饥民。王寒影主政彭泽16年,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和严格要求,营造出了一股实事求是的党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,深刻影响了彭泽社会。

     王寒影对工作雷厉风行,对同志却春风拂柳。他以身作则,宽厚待人,给身边同志以亲切感、安全感,始终营造心情舒畅、畅所欲言的工作环境。清晨下乡,他总是走在最前面,用自己的裤角荡掉草上的露水;借宿农民家,他总是早起打扫卫生,挑水生火;他看到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,文化程度不高,就组织大家轮流去党校学习文化和理论知识,手把手地教大家写作。县委有一位副书记脾气火爆,动辄骂人,有几次甚至对王寒影也破口大骂,引起许多人鸣不平。情况反映到九江地委第一书记吴平那里,吴平亲自下到彭泽考察县委班子,有意调他走,征求王寒影意见时,王寒影说:“这个人的脾气是不太好,可把他调走,到了别的地方,他的脾气也不一定会好。我和他共事多年,已经知道他的脾气了,与其调走,还不如就在这里不走吧。”即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王寒影仍然顶着巨大压力,保护了彭泽县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 王寒影心系人民,公而忘私,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。他的妻子是在他未成年时由他父亲包办的,南下江西后,他便把妻子从东北老家接来,先后在九江兴中纱厂、彭泽县汽车站当工人。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王寒影响应上级裁员号召,带头把妻子精减回家,从此再未给妻子安排工作,让妻子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。王寒影南下不久,他哥哥突然亡故,他把哥哥的3个孩子接到身边抚养,加上自己3个孩子,全家8口靠他一份工资,生活十分拮据。但他从不占公家便宜,从不利用手中权利为家人谋利益。在彭泽16年,王寒影家住的是简陋的平房甚至是土房,妻子、孩子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劳动,孩子的老师都不知道他们是县委书记的孩子。家里洗衣服不用搓衣板,只用手洗,为的是延长衣服使用寿命。全家人粗茶淡饭,碗里不剩一粒饭。孩子们从不去理发店,全部由王寒影给大家理发。王寒影不接受商业部门专门为县领导配发的物资,甚至县委办公室每年年关公评的困难家庭补助也不肯收。为补贴家用,孩子们锤过石渣,捡过棉花,割过庄稼,从小就体验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。

    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王寒影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被“红卫兵”揪出来游斗,遭到种种有辱人格的折磨和摧残。但他毫无怨言。与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一样,王寒影认为这是党发动的群众运动,应当充分信任,积极配合。但彭泽老百姓却没有这么高的“觉悟”,他们有自己的朴素情怀和判断标准。在县城游斗时,县搬运站工人组成护卫队,轮流值班,40多天日夜守护在王寒影身旁,严防“红卫兵”动手打人。在天红公社批斗大会上,一位农民老大爷看到台上的王寒影被推推搡搡,不顾一切地冲上台去,以“我们队里也要批斗他”为由,硬将王寒影拽出会场,“押”到自己家里,端出早已炖好的老母鸡请王寒影吃。看着面前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农民,王寒影担心地说:“你这样做要冒风险的。”老农爽朗一笑:“我一个世代耕田的老贫农,有啥可怕?你是全县人都知道的好书记,我们不能让你遭罪啊!”无论游斗到哪个公社,王寒影总能受到老百姓明里暗里的照顾,让他深切体会到人民的温暖。

     1969年,王寒影调离彭泽县,先后下放九江地区战备公路指挥部、九江地区交通局和江西制氧机厂工作和劳动。后历任永修县委副书记、书记,南昌县委书记,南昌市委副书记兼南昌县委书记,江西省饲料工作协会专职副会长等职,1988年离休。1999年初,王寒影病重住进江西省人民医院。消息传到彭泽,很多彭泽人携带土特产、偏方秘药甚至民间“神医”,自发到南昌看望王寒影。1999年5月4日6时,王寒影因病医治无效,在南昌溘然长逝。弥留之际,他嘱咐家属:我死后一切从简,不要举行任何仪式,不开追悼会,不搞遗体告别,不送花圈,不收受钱物。火化后将我的骨灰运到我的第二故乡----彭泽县安葬。因为我在那里工作多年,对那里的干部、人民、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

     遵照王寒影遗嘱,彭泽县委、县政府准备在保密状况下举行一个简朴的骨灰安葬仪式。但王寒影病逝并回葬彭泽的消息却不径而走。1999年5月8日清晨,当王寒影灵车驶进彭泽县境定山镇时,公路两旁忽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,人们星夜赶路,翻山越岭,从四乡八岭涌来,夹道挤满了定山镇至县城的20公里道路,迎接他们的寒影书记。在彭泽老百姓的记忆里,王寒影永远是一幅衣着简朴又神采奕奕,青春阳光又自信稳健,意气风发又脚踏实地的形象,现在突然面对一辆冰冷的灵车,许多人悲不自禁,嚎啕大哭起来,刹那间喊叫声、哭泣声、呜咽声响成一遍。许多群众在公路两旁摆上香案、花圈、祭坛,燃放鞭炮,不少人跪拜迎灵。12时,灵车抵达县城,骨灰安葬仪式在县人民医院广场举行,场内场外挤满了自发赶来的干部和各行各业群众。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后,县委、县政府将王寒影的骨灰安葬在双峰尖墓地。

     2003年10月,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、江西省政协主席吴平不顾80多岁高龄,毅然为《寒影同志在彭泽》一书作序。他在序言中写到:王寒影同志的一生,是忠诚党的事业的一生。他带领彭泽人民,艰苦奋斗,开拓进取,创造了棉花、粮食优异成绩,在全省名列前茅。他工作中敢抓敢管,坚持原则,凡是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地方和单位,都带出了一个好班子、好队伍、好风气。他牢记党的宗旨,甘当人民公仆,清正廉洁,公道正派,堪称勤政廉政的模范。


主要参考资料:《寒影同志在彭泽》,欧阳德编著。《彭泽县志》,江西省彭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,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。《九江市志》,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,凤凰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。


链接:

    2007年5月26日,彭泽论坛部分网友相聚双峰尖。天虽然下着蒙蒙小雨,但我们兴致很高。在上山的途中,听蚊子提起,人民公仆王寒影之墓就葬于双峰尖的路边。于是我就和“蚊子”、“彭泽论坛”三位饶有兴趣的去探访、瞻仰王寒影之墓。(作者:搜狸)


来源:彭泽论坛

彭泽零距离原创   转载请注明来源

投稿、爆料请联系
QQ:3471305138

热线电话:13803563180  彭泽零距离


              ☟☟☟点击“阅读原文”了解更多彭泽事



Copyright © 成都瓜子价格联盟@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