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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散文】乡村荧幕下的哂哂事

武冈作家 2019-07-09 09:16: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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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失的银屏

 糊涂飞扬

夕阳还没落岭,地里劳作的人们就准备早早收工,心里已开始突突,老惦记着晚上的电影。地里,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,颗粒归仓。苞谷杆晒得灰黄,缚成捆,被挑回家,上楼,码好。苞谷则早已挂满屋檐下的房梁上,墙上,像给老屋披上黄金铠甲。红薯也接近尾声,堆放着堂屋的一角和走廊上,小山一般,晾着,晾出糖分。花生晒干了,母亲把它装进蛇皮袋里,哗啦哗啦贼响,扎紧,锁进偏屋门边的柜子里。而我,一直眼巴巴地瞅着,喉结蠕动,吞咽口水。田已干涸,变硬,稻草干了,围在屋旁的苦槠树码成垛,高高的,像粮仓。谷子进了仓,粮仓在堂屋左侧的门后,满满的干嗦嗦的谷子,像土地一样瓷实。父亲板结了一年的面孔,终于有了笑容,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,父亲的笑容一年比一年多起来。

大地裸露着,张开的皮肤开始收缩,绷紧,休养生息,也迎接冬天的莅临。村里,二伯大呼小叫的声音,如同高音喇叭,传播放映准备的进程,随着渐凉的秋风浪涌而来,搅得人们心慌慌的。二伯是个退伍军人,也是个闲人,别人忙着下地,他却坐在屋檐下,穿一身不知多长时间没洗油光发亮的旧衣裳,吧嗒吧嗒抽旱烟。他的嘴巴,鼻孔,整天冒烟,像烟窗,黑魆魆的。手里吊个塑料袋,袋里的烟丝暗黄,将写过字的旧本子裁成约二指宽的纸条,卷烟,呈喇叭状,一只接一只抽。我们这些小孩欢呼雀跃,向大娘屋后田里蜂拥而去,二伯抽够了烟,嘻嘻地跟在后头,露出又黄又黑的门牙,一惊一乍,吓唬我们,但我们根本不怕他,冲他伸舌头做鬼脸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,大娘五十岁大寿,要在屋后的干田里放电影。那年代,村里没有通电,更不用说有什么电视,娱乐十分匮乏。除了春节偶有耍龙灯,舞狮子,唱洋戏外,赶场,道士做法事,参加的或围观的人不少,场面热闹,算不算娱乐,仿佛是又不是,说不准。除此之外,真想不起还有别的娱乐活动。农闲时,天一黑,大伙除了聚在我家老屋端头,坐在碓上闲聊一会,讲下白话,就各自回屋睡觉去了。自我上小学五年级起,开始流行放电影,无论红喜白喜,都放电影庆贺,几乎逢喜必放。更有甚者,有一家的老母猪下了一窝崽,原以为只有七八个,谁知竟下了十一个,主人家一高兴,放场电影以示庆贺。

在农村,在那个小圈子,花钱事小,失面子事大。反正日子一天好似一天,你能放,我也能放,没钱,借钱也得放。因此,放电影成了办喜事的头等大事,重中之重。看电影,更是最新鲜最时髦最有趣的娱乐活动,谁不心动?

四叔退伍转业,在外地工作,是我村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,端的是铁饭碗。四娘在家,带孩子,种地,前一年的春天,四娘四十岁生日,四叔抠出钱来请人放电影。消息像长了翅膀,迅速扩散,惊动了四邻八乡,啧啧称慕之余,早已决定一睹为快。就在四叔屋前面十几米处的水田边,竖起两棵碗粗的长圆木,中间挂起一块大白幕布,风一吹,刺啦刺啦响。人们在屋檐下,在坡地上,或站或坐,看得专注,投入。我依稀记得,放的是《上甘岭》和《打铜锣补锅》,都是黑白片,《上甘岭》是战争片,年轻人爱看;《打铜锣补锅》是湖南有名的花鼓戏,老人喜欢。两边有桃树,枣树和枇杷树等,四叔很神气,板着面孔,像私塾里的教书先生,来回巡视,用半方言半普通的话多次提醒我们,不能折断桃树枣树枇杷树……四叔走后,我们学着四叔的样子,用半土半洋的话说,话未完,已笑倒一片。电影放完后散场时,有人看懵了,失足踏进水田里,惊慌失措地大叫,妈妈娘呀,裤筒湿了,两脚全是泥。继而怨天尤人,看么格(什么)鬼电影,再也不看了。真到下一次看电影时,早把这失足之事忘得一干二净,屁颠屁颠又跑在前头,不愿错失一次难得的娱乐机会。

四叔带了头,大娘家自然不甘落后。大娘有五儿三女,儿女众多,放场电影,是板上钉钉的事,前一个多月就定下来了。屋后的干田,宽阔,平坦,排列整齐的禾茬,是季节的遗迹,也是丰收的见证。柱子树起来,银幕挂起来,高音喇叭放起来,越大越好,响彻云霄,像巨大的磁铁,强力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人们。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,收工回家,扒几口饭,炒上南瓜子葵花子花生,赶去看电影。姑娘们要精心打扮一番,穿上漂亮的衣服,小伙子们着最称心的衣裳,刚洗的头发,倍亮,散发出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,俨然相亲似的,被大人几番催促,别误了看电影。谁都经不住诱惑,谁都想去,可留谁看屋,就成了头疼的麻烦事。大人小孩争执不下,末了,小孩不管三七二十一,跟着伙伴们溜之大吉,留下大人干瞪眼,惋惜不已。其实,小偷也爱看电影,哪顾得上趁虚而入掠夺一番。

放映机已安好,往银幕上投射出一束强光,未正式放映前,一般放一段宣传片,或者村长借机宣布村里的重大事情。放映员姓许,是高校长的老婆,高个,还有一男的,放电影有年头了,大家都熟悉。放映的设备,是从七八里外的梅树中学挑来的,早在一周前就已约好。机子有两担,四个大木箱子,一担是放映机、带子和幕布,另一担是柴油发电机,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。挑着担子,忽闪忽闪,翻山越岭,道路崎岖。这点苦,对农人来说,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放映机周围摆着不少木凳,这座位有讲究,如同坐席一样,有长幼尊卑之分,正亲戚辈份高的坐中间前排,其他随便坐,他们一边看电影,一边攀谈,一心二用。旁人嘛,近的自备凳子,远的要么与熟人挤一起坐,要么站着。放映开始了,那束强光,不断变换颜色,像魔术师,投到银幕上,有图有声有动作,活灵活现。

先放《大刀王五》,武打片,一开始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,看得入神。打来打去,老人们看不甚明白,渐渐地失去了兴致,于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,拉起家常。有人干脆嗑瓜子,先是一个,两个,有点害羞,像白天的老鼠,偷偷摸摸。一会,嗑的人多了,就放开嗑,如雨落旱地,劈哩叭啦,不绝于耳。说话的也多了,有老人,也有小伙子。小伙子们有意高声说话,一定是看中了旁边的某个姑娘,想引起她的注意。倘若那姑娘瞅他一眼,再与自己的闺蜜叽里咕噜,不时低头哧笑,则那小伙子更得意,更来劲,甚至有点激动,说话提高几个分贝,竟然“色”胆包天,用言语“挑逗”,与那姑娘搭上腔,询问对方的情况,还要联系地址,想进一步“发展”。旁边其他小伙子既羡慕又嫉妒,不甘寂寞,就兴风作浪,说痞话,打口哨,弹烟头,唯恐天下不乱。再胡闹,不会太过分,毕竟乡邻乡亲,几乎都认得,太过分,名声不好。有缘的,看场电影,成就一段姻缘。

有搞恶作剧的,平时与村里的姑娘嘻哈惯了,姑娘问他要瓜子吃,他边嗑瓜子,边要姑娘自己动手,去他裤兜里掏。姑娘真地伸手去掏,手一伸进兜里,啊地一声,像触电一般,手立即弹了回来,把姑娘羞得无地自容。原来裤兜破了,直通大腿内侧,瓜子没掏到,倒摸到了一个硬硬的那玩意儿。这白话是堂哥秀说的,我哂笑,不信,哪有那么坏的人,秀拍着胸膛,信誓旦旦,说确有其事。

《大刀王五》终于放完了,接着是《花为媒》,咿咿呀呀,没完没了地唱,唱戏,老人喜欢,像打了兴奋剂,看得目不转睛,伤心处淌下泪来。而我们小孩不喜欢唱戏,四处乱蹿,闹够了,歪在地上,睡着了。唱戏不到一半,有人哈欠连连,昏昏欲睡,站起来招呼家人打道回府,一个要回,一个不回,就争执起来,吵吵嚷嚷,如同海上起了风,掀起波浪。许多人擎着火把,陆陆续续离去,像萤火虫,四散而去。待电影散场时,剩不下多少人,放映员被高校长接回学校,无论多远,无论多晚,高校长独自一人来接,一如既往。都散了以后,夜将亮光和喧闹轻轻抹去,一切归于浓稠的黑,归于寂静,像没发生过一样。

那个时候,我迷上了电影,迷上了那个热闹的场景,发疯似的追着电影跑。上初中时,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,在校寄宿,谁来学校担放映机,轻而易举就能打听到,晚上跟踪而去,有时一晚上跑两个地方,连看两场。为看一场电影,最远的一晚上跑了二十几里。现在,那放电影的劲头,那热闹的场景,一去不复返了。自从有了电视以后,很少在村里放电影了,加之年轻人外出打工,常年不在家,村子变得寂寥而虚空,就是有人放,也没人看。

电影,远去了。热衷电影的二伯也走了,二伯有四个儿子,临终时只有大儿子在身旁,听说饿着肚子离开了这个无限眷念的世界。四叔退休多年,四娘多病,脸像树皮,皱皱巴巴,暗黄。我和妻每次回乡下,四娘向我们诉苦,说起她的病,说四叔嫌她看病花钱多,没给她好脸色。说到伤心处,泪哗哗而下,眼圈红红的,像得了红眼病。大娘九十多了,瘦得皮包骨头,两眼深陷,像干涸的池塘,嘴巴塌瘪,背如弯弓,整个人像缩了水,愈发瘦小,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。我几次见到她时,她孤坐在门口,晒太阳,发愣,打盹。

在农村,银幕消失了,再也挂不起来了。看电影,成了遥远的往事,成了记忆中浪漫的事儿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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